当我们谈论历史时，通常有三个含义。首先，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为不懂经典的象牙塔学者提供了场所。其次，历史是各国人民和国家共同的过去，是事实和神话的混合体。通过媒体技术的运用，每一代人的自我认同都被改写。第三，这个故事是关于自我记忆的。经验和遗忘是人类的本能，塑造着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和意义的定义。这三者绝不是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接受知识并无意识地形成我们的感知的背景。如果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故事，那么史学则是一种看待过去的方式。 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演变和多元化的，并希望消除权力、阶级、性别和地域的障碍，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一个n需要定义自己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马克思说：“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它，而是在继承过去的一定条件下创造的。”每个人都有创造历史的潜力，但同时，每个人都被困在历史的枷锁之中。当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解释历史的权利时，什么值得铭记，什么又应该被遗忘？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老大师们正试图跨越这些边界找到共识，以便每一代人都能发现历史的尊严，让共同的历史事件成为无尽对话的开始。本文内容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27日特文《如何看历史》B02-03页。 B01《主题》如何看待历史 B02-03《主题》《思考历史》谁书写历史，谁塑造现在？ B04-05《主题》历史知识的结构：从“浇建筑物”到“扔石头”钓鱼网》B06-07《碎片化后的历史》：让我们以历史为背景，进入另一个世界B08《中国学术著作概要》艺术与家庭研究文摘文章|李腾，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改朝换代的故事，一段英雄的传奇壮举，还是隐藏在一个伟大故事背后的普通人的琐碎悲欢？学术界对历史的本质争论不休。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探讨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他们可以充分展示思辨才能、总结一生文化活动的“职业领域”。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也清晰可见美国历史学家莎拉·马萨的《对历史的思考》（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问题并试图向公众解释历史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这更像是一本指导性的公共对话，而不是一本理论书。马萨并没有很快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围绕着很多事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书写谁的历史？为什么国家成为历史叙事的默认框架？学术史、公共史和通俗史如何相互影响？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历史资料的来源和局限性？通过这些问题，不断提醒读者自己，历史并不对应于过去本身，而是一个在当下不断建构、理解和争论的认知过程。 《思考历史》 作者：（美）莎拉·马萨 译：曹洪 版：新民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年 11 月 历史研究不是要“恢复”过去历史的模糊性，但这正是意义所在它最常被误解。人们常说“历史是一个可供别人打扮的女孩”。虽然这种说法很无聊，但它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历史的解释绝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域。即使在专业研究中，历史写作也总是受到历史背景、价值观和研究者自身经历的影响。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往往以教科书、影视作品或纪念仪式的形式呈现，不同版本的历史也塑造了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和判断。很多人上网的时候，有时会取笑别人，说“读高中课本的人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之类的话。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教科书可能会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马萨非常重视“谁的历史被书写？”的问题。近年来，欧美历史学家付出了对“边缘历史群体”的前所未有的关注。长期以来，妇女、少数民族和下层工人只是宏大叙事的背景和统计数据。马萨强调，这些群体的历史不是主流历史的脚注，而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转变，也体现了人类的某些价值观，即哪些生活经历值得记录，哪些声音应该被听到。我多次强调，历史的本质在于对历史事实的挖掘，但人们如何解读历史事实、为何解读历史事实，才是历史认识的核心。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分界线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写作”之间存在巨大的、有时难以逾越的鸿沟。第一个是已经丢失、无法重现的过去，第二个是艺术家基地重建的过去d.他自己的立场和历史背景。因此，萨拉·马萨反复强调，历史并不是过去本身。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其客观性，但当它被记录、流传、理解并呈现为可解释的历史时，历史就不再是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具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和选择性。即使历史是在现实世界中书写的，历史叙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和强势阶级的控制。马萨在书中讨论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包括历史资料的类型和局限性以及叙述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使用因果分析、归纳法等相对简单的方法，还是运用具体的理论来分析历史社会制度中的个人和群体，史学本身都充满着巨大的挑战和深刻的个人性。她说，历史性研究的目标研究并不是尽可能地“重建”过去，而是在历史数据的限制内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构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接受实验和推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比较、归纳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史料的选择、故事的结构、解读的方向，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 《绘画的艺术》是对 17 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 历史的一种探讨。这是一种致敬。画中的模特打扮成故事中的女神，头戴月桂花环，手持号角和卷轴，画中的艺术家正在“描绘”故事本身。换句话说，我们以为自己在看历史，但实际上我们在看别人如何描绘历史。作为艺术的历史的讨论，重点关注档案和历史来源，是本书中最现实的部分之一。 19世纪以来，兰克的“被误解”的史学扩大了档案的作用和历史的客观性。 （本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的《崇高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术共同体》。）到20世纪初，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出版了大量的大型档案文献和史料汇编，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推动的。历史学家要向世人表明，他们的作品不是纯粹用于思辨、娱乐和装饰的文学作品，而是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生物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在新世纪之初，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巴格内尔·贝里·贝里 (John Bagnell Berry Berry) 于 1902 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他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它给予的更多，也不少。”贝里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历史学需要严格收集、批判和分析历史数据，像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客观性和证据基础，自然就能产生扎实、稳定、可验证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可能重复实验之外，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独特的局限性。然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档案文献的“客观性”受到了严重影响。材料本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客观。马萨慷慨地指出，现代国家通过档案机构保存和管理记忆，同时显着塑造所讲述的故事。她认为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现代国家，通过控制档案的访问，政府、领主拥有塑造国家历史的巨大权力。世界卫生大会哪些材料可以被获取以及哪些材料必须被密封通常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们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马萨提醒读者，历史数据本质上并不客观。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不断地检验证据并接近事实真相，同时意识到这一局限性。有人开玩笑说，摄影和视频技术的出现将使后代更容易了解历史。事实真的如此吗？图像看起来像一部美丽的电影，但也有很多选项和编辑。故事的镜头和视角的选择引导观众的理解。上帝视角的叙事贯穿整个故事，引导观众的理解。这些摄影师和导演是我们的历史文献和他们的电影的作者。这些是我们的历史文献。这一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史学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无论是言语无论是图像、图像还是口述记忆，它们都无法完全脱离人类的情感和判断。我们由此发现了历史学的“致命缺陷”，这也是这门学科的“致命诱惑”。这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理解和存在的一切都与人类的情感和判断有关。因此，历史学虽然具有科学性，但最终还是被归为一门艺术。马萨特别讨论了布朗宁和戈德哈根关于二战期间德国预备役军人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故事。结合数十年的学术发展，布朗宁认为，这些普通人并不是真正的仇恨，更不是想杀人，而是在屈服于权威和恐惧而被排除在外的麻痹效果下，执行着这种“平庸之恶”的使命。戈德哈根批评勃朗宁没有强调德国人的反犹太动机，几年后出版了《希特勒遗嘱的刽子手》。这两位学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考虑了相同的证据，但最终提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历史结论。历史女神克里奥。历史知识的情感力量 在区分专业历史、通俗历史和公共历史时，马萨并没有简单地评判利弊。他指出，流行历史作品往往通过情感共鸣吸引读者，而专业研究则强调批判性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和相互依赖。确实如此。许多历史学家通过小说、电影和博物馆体验来研究历史，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断改变公众对过去的看法。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专业学者更致力于批判性探究，不太可能形成关于国家历史的“情感共识”，并且对未来不太乐观。然而，通俗史学者似乎更强调通过刺激获得认可和“流量”。饮食情绪。在第四章中，作者还分析了许多历史学家对各国民族遗产的所谓“篡改”。他们认为，这些遗产地通过片面或极端地颂扬过去，唤起人们的怀旧和尊重。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对博物馆（80%）解释过去的信任度远高于对大学教授（54.3%）或高中老师（35.5%）的信任度。这两个群体的信任度甚至低于祖父母（69%）。不用说，人们更愿意相信呈现给他们的东西，即使它不是真正的证据（有时“文物”是假的）。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马萨对美国和欧洲的一系列当前问题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美国学者的自然倾向，因为她是出生在纽约的纽约人，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历史研究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脱离现实的活动。从本质上讲，所有历史叙述都是政治性的。所谓政治，是指公共权力的行使，是指由谁行使、以什么方式行使、出于什么目的行使。这些活动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提出改变世界思想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和知识天才的传记是畅销书的主题。在政治框架下，民族史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主流叙事。如今，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国界”的概念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历史的书写中，国家似乎取代了“宗教”曾经扮演的连接死者与未出生者的角色。为了加强这种联系，该国还制定了各种仪式和周年纪念日，通过发明、虚构、歪曲和篡改创造了深厚传统的假象。餐饮。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发明的“传统”仪式、仪式和服装。在最近几届政府中，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有意识地忘记我们的部分历史，并刻意回避、否认，甚至禁止。为了国家的利益，历史学家必须自愿或迫于压力，将一些记忆放在祭坛上，而将另一些记忆深埋在地下。从历史理论到国民生活 历史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历史研究成果常常引发学术界内外的激烈争论。无论是一些石刻书法的真伪，还是一个朝代政策的成败，还是小说中对一个国家兴衰的“典故”，圈子往往很快就会被打破。与其他领域相比，历史研究人员受流行理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也让传统历史陷入了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但传统的历史似乎对那些热衷于用“新理论”、“新视角”拆解历史、又能解释“白骨成山、被遗忘的姓氏”兴亡的惨痛历史的“同仁”来说，显得有些困惑。事实上，许多历史问题本身并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这就是马萨所强调的：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专家还是“平民”所写，都必须与作者所处的当代环境以及个人的理解和倾向密切相关。正因为日本人倾向于读历史，所以思考历史本身并不局限于学术层面，需要时刻关注历史与当下的联系。由于历史具有可以想象的最大用途，我们理解历史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现在并走向未来。通过分析社会变化纵观历史上的文化冲突，马萨带领读者思考：当前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哪些思路来解决当前问题？在书的结语中，马萨严肃地提醒我们：历史皮革和家庭生活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 “此外，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并不会得出可以适用于当前和未来情况的“一刀切”公理形式的“教训”。在分析本书时，马萨用几个章节分析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的重要著作，阐释了他的写作和研究路径，并解释了这些方向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这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领域不同分支的发展，当然，本书主要关注西方史学传统和非西方史学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i）所说的“不对称无知。这个概念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学术总是需要它。”了解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变迁理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学术界几乎完全忽视了外部世界。它们适用于“现代性”和“美好社会”的定义。法国画家皮埃尔·米尼埃的画作《克里奥》不能忽视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该书的译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红表示：“虽然人工智能的即时反应是基于文本统计的概率，但人类总是有情感和灵魂的，所以我们自然想知道的是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灵魂如何相遇并做出决定。”这不是要恢复久违的过去，而是要了解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两人都声称专业研究人员和普通读者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找到阐明历史的现在和未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