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思想与信仰：修订后的中国思想史”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上海社会科学博物馆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科联、商报社、复旦大学主办，商报社上海分社、上海市社科联《研究与争议》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承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院周志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余永国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千深、上海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王晓明、上海大学文理学院教授雷毅等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研究员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博士，参与讨论《中国思想史》如何重塑思想史书写以及思想史的重要性。 10月22日，新书《知识、思想、信念：中国思想史修订版》首发仪式举行。 （主办方提供）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媛媛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思想史》是现代中国研究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丰富和更新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和叙述，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社会各界对中国汉学统一的认识。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主持首发仪式并表示，《中国思想史》将无数读者带入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世界t。经过25年的沉淀和争论，本书已成为学术的象征，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的转变，见证了学术成长的历史。葛兆光教授用新材料激发新思想，用新概念借鉴旧传统。他将出土文献和边际史料带入视野，将“一般观念”从幕后推到前台。这种学术方法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 《中国思想史》是葛兆光的基础学术著作。从观察和个人理解的角度阐释和研究中国的知识史、思想史和信仰史。 《中国思想史》25年来首次修订版出版。正如作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在书中所说，《中国思想史》分析了知识、思想的变迁过程。本书与以往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书更注重“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而只关注精英和经典。我们改变了我们所围绕的传统模式，专注于常识。它影响社会生活，试图解释当时的思潮。例如，他利用官私目录、儒家、道家、佛家书籍和经典注释，重建了隋唐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完整图景，避免了悬浮在空中的思想史。其次，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努力扩大史料范围，利用边际资料。考古资料、视频资料、日本历法、皇室历法、家规戒律、儿童书籍、宗教书籍、雕像碑刻、戏曲小说等，虽然在以往的思想史著作中运用得不多，但却是能够体现更生动思想的素材。第三，关注“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强调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作为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中国人之所以说“法”、“古王之俗”，是因为思想靠这些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权威。第四，我们不再简单地以人、书、流为篇章，而采用精神史、思潮史的方法，更加关注思想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原因。与此同时，它还关注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意识形态差距。我们认为反智的智慧也很重要，想而不想，相信而不相信。思想史不应该有任何中断；破裂仅仅是深层的连续性。第五，要正视思想史的“阴暗面”，既要注意加法，又要注意减法，反思被忽视的阴暗面。胜寿子认为，人文学术研究不仅是一场“百米赛跑”，更是一场马拉松。你必须长途跋涉42,195公里才能看到最后的景色。在本版修订版中，诸如“常识、思想和信仰是否应该纳入思想史？”等主题。已添加。 “思想史应该关注思想的制度化、常识性和个性化吗？” “知识史应该如何与思想史联系起来？” 《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修订版》。参加学术讨论的周子平表示，葛兆光的研究深刻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共情理解”特征和“共情理解”的学术传统。与建立理论的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说。与海外华人学者常常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客观课题的研究观点相比，葛教授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当下的浓厚兴趣，延续胡适以来的学术路线，面向现实问题。于云国先生以“论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拓展”为题，重点关注了葛教授的研究成果。 赵光与“中国思想史”范式的认识与进步推动思想史料新方向。建立“思想史与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生活史、风俗史相衔接的书写方法”。这体现了本书的方法、视角和价值观。白千深谈到了思想史与艺术史的深刻联系。他指出中国思想史相关史料极其丰富，不仅涉及历史文献、人物，而且涉及道教、佛画、帛画、壁画等广泛题材。这些材料不仅包括思想史，还包括艺术史，展示了跨学科的视角，为艺术史学家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思想史脉络。王晓明在书中重点讨论了“1895年前后”，认为精英思想的结合以及与“社会情绪”的互动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进步。他特别以讨论“财富和权力”向“文明”标准的关键转变为例，强调优秀的思想史著作不仅能够清晰地梳理过去，而且能够有效地提出对现在的质疑，展现出思想史的持续互动。关于思想和时代。会上，雷毅分享了他撰写和完成《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他指出，正是葛兆光教授的日常经历和对普遍概念的详尽探索创造了“中国”。 《思想史》超越了以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常规叙事，成功地构建了一部根植于社会结构的思想史，生动地呈现了贯穿故事的集体精神视角。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寰教授表示，《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综合性的中国思想史，在描述中国思想史方面实现了“范式转变”。本书打破了精英思想家的传统写作方式，在知识和信仰史的宏观背景下重新连接思想。它激活了中国思想史的新表现形式，是一个共同的成果。对中国思想史的全新探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昌刚表示，中国历史上拥有过“美好生活”，也有独特的“良序”实践和理念，认为中国思想史具有世界重要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郭长刚还比较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和1839年战败后的奥斯曼帝国，认为两者的成长过程是相似的。葛朝光的研究有世界历史的旁证，具有普遍意义。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王维松认为，《中国思想史修订版》远非单纯的文字修订。它的规模和深度足以证明“第二版”值得续集。他在下面建造了这个这种强有力的叙事语言几乎重新界定了后世学者理解中国思想史的界限。它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其伟大的创新，更在于其精辟的“重新定位”。它就像一位伟大的“编者”，系统地将600余位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学者置于思想演进的大背景中，使他们成为中国思想史的“记录者”。这部杰作的背后，是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基础的深厚现实兴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指出，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思想史无需思考。王东杰提出，“不思考”是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正常状态，它有两种形式。一是人们面对日常问题时的本能反应，二是问题的出发点。nkers建立系统的想法。葛兆光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时代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和变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关系学院包干生教授谈到了这本书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首先，本书所蕴含的“常识、观念和信念”的新研究范式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其次，本书对政治与大众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提供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背景。第三，关注流行思想和习俗的研究方法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观念世界开辟了新途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唐晓北根据葛兆光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方法，指出了以下几点。一、中国思想史史代表了对思想史的动态而非静态研究。其次，书写民族思想史是儒释道三种文化传统相互借鉴的过程。第三，本书聚焦“文化与权力”，即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权力与权威的交织与冲突。第四，它以历史文脉为基础，历史文献多样、丰富。网络感特别强。第五，《中国思想史》既授人以渔，又授人以渔，多层面、立体化地呈现了书写思想史的目的、方法和技巧。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邱路明表示，《中国思想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本书不仅从学术上重构了思想史《一般思想和知识》的视角，但自出版以来也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超越专业领域，在整个知识界得到广泛阅读和共鸣。这项研究的公共性质将学术研究与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学科中尤其有价值和令人兴奋。记者/编辑何安安/编辑何野/赵琳